成功的创新，这肯定会带来社会的经济知识的增长，甚至连失败也可以增加社会的经济知识——告诉我们哪些道路是走不通的。
把技术发明视为经济知识的源泉，意味着将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经济活动之外的因素，这容易产生误导。某些偶然的发现的确能产生影响，但只是因为其发现者正处于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某些因其引发的重大创新而名声大噪的发明其实不是经济进步的主要原因，这些进步不是靠经济体系之外的霹雳偶然诱发，它们需要对市场和顾客的潜在需求有良好的感知。而这些感知都来自创新者在商业生活中积累的经验。詹姆斯·瓦特可能原本只想成为一名工程师，是他的合作伙伴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认识到，需要设计出一种用途广泛的蒸汽机。总之，发明与其背后的好奇心和创造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激发、鼓励和支持人们大规模参与发明的那些社会变革才是历史上的新事物，才是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
重大创新很少能移动经济的大山。英国纺织业在18世纪的卓越创新带来了人均产出的巨大增长，但纺织工业在整体经济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只能给英国经济整体的人均产出带来很有限的增幅。1750~1800年，整个英国的人均产出几乎没有增加。借助同样的推理，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提出了令同行大为震惊的猜想：即使没有铁路，美国也能取得同样迅猛的经济发展。工业革命的成果主要是一次性事件，而非系统性或程序性的变革，它们不足以解释英国经济的壮观起飞和后来的追赶国家的现象。莫凯尔曾写道：“经典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本身不足以启动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无论是激动人心的发现之旅，还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及其带动的重大发明，都不可能是西欧和北美的起飞国家在19世纪出现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迅速而持续攀升的原因。经济知识在19世纪的爆炸式增长一定是某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出现的结果：只要这种经济机制能维持有效运转，就可以长期促进自主创新。只有这样的经济组织形态才有助于发挥本土的创造性并完成创新过程，最终将这些国家推入持续而迅猛增长的轨道。如果说存在某种终极“发明”，那就是这种经济组织形态的出现，它依赖内部蕴含的创造性和直觉来不断尝试创新。它们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现代经济，其巨大的经济活力使它们成为现代史上的奇迹。
物理学研究推断有暗物质和暗能量存在，但我们并不需要借助生产率的数据变化推断经济活力是否存在。在经历过起飞的各个国家，除了前所未有的持续和显然可持续的增长以外，还出现了各种深刻的社会变革：勇于争先的企业家大量出现，最终在数量上超过传统商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工艺和产品的改进并进行新的构思，越来越多的参与者的工作体验发生急剧变化。从零售业到纺织业，再到流行音乐产业，社会中更多的人在积极参与新事物的构思、创造、评估和试验，并从经验中不断学习。
通过这种途径，现代经济给社会带来了斯密希望看到的那种“勇武精神”：从大众中脱颖而出并积极迎接挑战。现代经济还给具备不同天赋的普通人带来了一种兴盛的生活：热爱工作、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的丰富体验。即使那些才智平平、仅能勉强得到一份工作的人也能获得发挥才智的体验：抓住机遇，解决问题，构思新工艺和新产品。简单地说，是经济活力的火花点亮了现代生活。
过去和今天的现代经济国家所付出的成本与收获的回报，它们崛起的先决条件和正当性，某些国家如何脱离现代经济，某些国家的现代经济如何衰退，这些正是本书要探讨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