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的实际工资水平到19世纪中期都进入了起飞阶段。
这些国家逐一产生带动作用。随着四个领头国家的人均产出和工资水平加速提升，发展群体中的其他国家仅仅通过保持与领先国家的贸易、加速利用差距带来的机会，就能提高自身的增长速度，简单地说，就像尾随巨鲸的鱼群一样，借助领航者的水流前进。
现代经济学历史上这两位伽利略式的人物（库钦斯基和罗斯托）首先发现的起飞现象准确无误地指出西方国家的超常发展始于19世纪。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当然会追问，出现这一前所未有的现象的根源何在？经济学家通常是首先求助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许多传统派别的学者认为，原因是在19世纪的农场和工厂中资本存量（厂房设备）急剧增加。但是，资本形成难以解释（哪怕是部分解释）美国的人均产出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增加。事实上，只有1\/7的产出增长归功于资本和土地投入的增加。18世纪的资本增加可能足以解释生产率在当时断断续续的、有限的提高，但19世纪的资本积累虽然加快，却不足以推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巨大增长。由于收益递减，仅靠资本的持续增加根本不能支持人均产出和实际工资水平的持续提高。
由于这一困难，其他一些传统派经济学家认为答案在于规模经济：随着劳动力分工的多样化和资本的积累，人均产出（和资本平均产出）将提高。可是，美国和英国在1820~1913年的生产率的增幅接近之前的3倍，很难归结为劳动力和资本扩张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且假如这种扩张能在当时创造奇迹，那么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为什么没出现类似的增长？为什么实际上没产生任何效果？此外，如果规模经济能如此显著地提升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为何没能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产生类似的影响，反而是这些国家的过剩人口移民到南北美洲去寻求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进入20世纪后，这些已经起飞的经济体要获得新的规模经济效应必然更困难，支持新的规模经济的劳动力增长和相应的资本增长减速了，但人均产出和工资水平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段依然保持增长，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尽管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但生产率在1925~1950年增长极快，在1950~1975年又再次增长。）
其他传统派经济学家认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段，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贸易持续扩张，人们摆脱了自给自足的状态，新的运河与铁路把各个市场联系起来，这才是增长的源泉。市场的扩大当然增加了经济知识（生产什么与如何生产），对起飞国家和其他国家都是如此。但我们已讨论过，既然从中世纪的威尼斯和布鲁基到18世纪的格拉斯哥和伦敦，所有的商业文明和贸易都未能促进人均产出和工资水平的显著提升，那就很难相信19世纪的国内外贸易扩张能那样迅猛地提升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而且，即使国内外贸易对某些起飞国家的确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们却很难支撑产出和工资的看似无限的持续增长。全球化进程一旦全部完成，对外贸易作为增长的发动机就会失效。
虽然在人类社会似乎没有什么是绝对可靠的，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经济知识（有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知识）的增加才足以支撑起飞国家的整体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水平的急剧提升。正如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所言，“起主导作用的是才智，而非节欲”，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是才智而非贸易促进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