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经济的理解必须从现代观念开始：原生创意来自人们的创造性，依赖每个人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知识、信息和想象。现代经济由整个商业人群的新创意推动，大多数人都默默无闻，包括策划者、企业家、金融家、销售员以及敢于尝鲜的终端客户等。这种创造性和与之相伴的不确定性曾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早期的现代思想家隐约地观察到，包括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人。
本书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创新过程及其带来的兴盛生活的人生体验。创新给人带来的好处是良好运转的现代经济的一种基本品，包括给人精神激励、提出待解决的问题、促进新观察的产生等。我试图描述在现代经济中工作和生活所获得的丰富体验，在思考这一广阔图景时，我兴奋地意识到此前还从未有人描述过对现代经济的感受。
在描述经济活力的现象时，我认识到无数人的经济自由是一项核心要素，我们要感谢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对这种自由的保护。此外还有各种支持制度，它们是应产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然而，保持经济的现代性所需的支持不仅仅是对合法权利的肯定和执行，也不仅仅是各种商业和金融制度。我描述的经济活力并不否认科技进步，但并不把繁荣与科技直接挂钩。在我的叙述中，态度和信仰才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源泉，主要是指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它们促进了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
我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进入现代化以后，就不只是生产现有的某些产品和服务，而更多地转向构思和实践新创意，试图创造过去不能生产甚至从未想象到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当一个经济体从现代化阶段倒退时（如否定现代社会的制度和规范，被其他势力束缚或阻止），社会中的创意流就会枯竭。不管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走向现代还是走向传统，其工作生活的结构都将发生深刻变化。
因此，这里所描述的西方国家历史是由一个核心矛盾推动的。这一矛盾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例如，欧洲的私人所有权占比在几十年前就提高到与美国相当的水平），也不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斗争，而是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或保守价值观之间的斗争。西方国家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到启蒙时代，再到存在主义哲学的漫长文化演变史中，产生了各种新的价值观，其中就包括提倡创新和探索、促进个人成长的现代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激发了英国和美国现代社会的崛起，在18世纪培育了现代民主制度，19世纪又催生了现代经济，形成了最早的具有活力的经济体。这一文化演变也把现代社会带到了欧洲大陆，社会的现代化催生了民主制度。不过，这些国家中新兴的现代经济带来了社会动荡，对传统势力构成了威胁。把社区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之上、重视保护后进而非鼓励先进的传统价值观在这些国家非常强大，因此总体来说，现代经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并未取得太大进展。在现代经济取得或可能取得深入进展时，往往会被政府机制强行取代（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或者被管制措施束缚（例如在“二战”之后）。
许多学者曾暗示，他们从普遍接受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时经历了漫长的挣扎。我自己也必须越过模糊不清的描述和不切实际的理论形成的丛林，才能深入探讨现代经济及其创造性和价值观。熊彼特的经典理论认为创新是由外在因素所激发的，新熊彼特主义则认为鼓励科研可以促进创新，这两种观点都预先假定现代社会可以离开现代经济体而运转（也难怪熊彼特会认为社会主义时代即将到来）。亚当·斯密则认为，人们的幸福只来自消费和休闲，因此所有的职业活动都是为此目的服务，而非追求工作本身的体验。凯恩斯的新古典福利主义认为，失败和波动是需要解决的现代社会的主要缺陷，因为导致波动的挑战和冒险对人们来说没有意义。其后出现并在今天的商学院占主导地位的新–新古典学派则认为，商业活动只是进行风险评估和成本控制，与人们的抱负、未知、探索和远见无关。还有极端乐天派的观点，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不构成问题，因为社会演化会产生最需要的制度，每个国家都有最适合自己的文化。假如本书的推导更接近真相的话，那么过去产生的所有这些观念就都是错误和有害的。
本书用了很大篇幅，以崇敬的心态描述现代经济给参与者提供的体验，因为这正是现代社会的惊奇之处。这种赞美引发的问题是，现代经济所支持的现代生活与其他生活方式相比有何优劣之处。在第十一章我将指出，现代经济的精华产物（人们生活的兴盛繁荣）与关于美好生活的古代定义合拍，而对于美好生活的概念，人们有太多不同的版本。我所理解的美好生活要求获得心智的成长（这来自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道德的成长（这来自创造和探索完全未知的领域）。现代经济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完美地诠释了美好生活的概念，这是证明优秀的现代经济的合理性的重要一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