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把具有创新活力（即具有开展自主创新的欲望和能力，尤其具有激发和包容草根阶层自主创新能力）的经济称为“现代经济”，并强调现代经济并不表示目前的经济。他以理论逻辑、历史验证和数据实证阐明了现代经济能够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实现美好生活，符合公平正义。而现代经济带来的一定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追求美好生活必要的成本。
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在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横向比较分析、纵向历史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只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符合现代经济的本质要求。
他明确指出，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繁荣的历史进程是广泛出现的自主创新的结果，是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西方经济和美国经济衰败的历史过程是放弃正确的现代价值观和经济文化，对社团主义甚或社会主义侵蚀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一退再退的结果。要使美国经济和西方经济重振雄风，唯有再度拥抱现代价值观和现代经济文化，清除社团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对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腐蚀。
虽然《大繁荣》探讨的是对美国和西方经济病症的全面诊治，却对诊治中国的经济病症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2011年9月，在费老邀请我参加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学术会议上，我发表的论文《中国模式的悖论》就是在与费老的讨论、切磋和启发下写成的，此文在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验证了这种借鉴意义。
王建国
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