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强带来的资料中，并没有环川县的相关信息。
原因也很简单，环川县作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县，自然没有在史书上留下笔墨。
不过倒是有意外收获，那就是关于武昌府的详细信息。
武昌府作为湖广行省的首府，也就是后世的武汉市，记载的历史自然很详细。
环川市和武汉市相邻，都位于长江江畔。
环川市的行政区划为三区三县。
三区是指位于市中心的西城区，东城区，工业园区。
而下辖的三个县，则是云梦县，孝昌县，大悟县。
大明环川县城所在的云梦县，就与武汉相邻。
环川县和武昌府相邻的地理特性，就决定了两地在崇祯八年的形势相差无几。
武昌府作为湖广行省的军政内核与长江航运的关键枢钮，在崇祯八年虽未直接沦为战场，却已深陷乱世的旋涡。
一是军事阴影，义军环伺的外围危机。
这一年，武昌府的军事压力主要来自张献忠部义军的转战冲击。
河南荥阳大会后，张献忠率领东路义军在攻破凤阳、劫掠皖北后。
于春夏之交挥师西进，直指湖广东部，将武昌府纳入流动作战的辐射范围。
彼时张献忠的主力虽未直接进攻武昌城，但其部下数次袭扰武昌府属县。
四月，义军一部突袭江夏县乡间，劫掠粮仓后迅速撤离。
袭击环川县城的那群匪徒，就是张献忠部下的其中一支。
五月，又有小股义军逼近汉阳城，与当地乡勇发生激战，却焚毁了汉水边的码头仓库。
武昌，江夏，汉阳，都是后世武汉的市中心局域。
这些袭扰并非偶然，武昌府作为楚王府所在地，储粮丰厚，且掌控长江渡口，是义军补充给养、突破湖广防线的重要目标。
作为武昌府军事威胁的主要来源，张献忠在崇祯八年的战略布局深刻影响着湖广局势。
作为与张献忠齐名的义军首领，罗汝才在崇祯八年同样活跃于湖广境内，成为仅次于张献忠的第二大威胁。
罗汝才率领部众转战湖广北部，虽未直接威胁武昌府城。
却在罗田等地与明军发生激烈冲突，间接牵制了湖广的防御兵力。
二是民生困局，天灾苛政下的生存绝境。
与中原地区类似，崇祯八年的武昌府同样遭遇小冰河期气候带来的灾害冲击。
这一年春夏，武昌府境内久旱不雨，江水位骤降，稻田龟裂。
至六月又突降暴雨，汉江、长江水位暴涨，江夏、汉阳等沿江州县圩堤溃决，民房冲毁无数。
旱涝交替之下，农作物大幅减产，武昌府城周边稻收不及三成，杂粮尽枯。
天灾之外，苛政与兵祸让民众处境雪上加霜。
为支撑全国剿匪与边患开支，明廷在辽饷基础上加征的剿饷，在武昌府被层层加码。
地方官吏以备贼为名，额外征收城防捐、渡船税。
仅江夏县一地，每亩田的附加税便超过正税两倍。
武昌府火耗之重，甲于湖广，小民卖妻卖子，仍不能完赋，逃亡者十之三四。
更让民众不堪其扰的是过境明军的劫掠。
因粮饷匮乏，调往东部防堵张献忠的明军途经武昌府时。
强征民粮，劫掠牲畜，稍有反抗便以通贼论罪。
兵过如蝗，贼未至而民先破家，民间怨声载道，比贼更甚。
这种兵害与义军袭扰形成双重压迫，许多农户被迫逃离家园，涌入武昌城乞讨。
灾害与苛政还引发了次生危机。
七月，汉阳城因暴雨引发瘟疫。
死者日数十人，棺木售罄，尸骸堆积于江滩。
而官府无力救治，只能焚尸驱疫，民心愈惶。
这种民生绝境，为后续张献忠部义军南下时一呼百应埋下伏笔。
此时武昌府民众虽未大规模添加义军，却已对朝廷彻底失去信任，盼乱者十之二三。
三是地方应对，党争阴影下的低效自救。
面对内忧外患，武昌府的地方治理陷入决策混乱的困境，这与朝堂的党争内耗直接相关。
时任湖广巡抚馀应桂属东林党阵营，而武昌知府吴兆元则与阉党残馀有牵连，两人在防务与赈灾问题上相互掣肘。
馀应桂主张集中粮饷守府城，吴兆元则坚持分兵保护属县，争论月馀仍未达成共识。
在具体举措上，地方官府的应对多流于表面。
赈灾方面，朝廷下拨的少量赈灾银被层层克扣，最终发放到民众手中的不及十之一二。
官府仅在城门口设粥棚敷衍，每日一粥，人多粥少，争抢者死者数人。
防务上，除了加固城防、招募乡勇，几乎无其他有效手段。
馀应桂多次向朝廷请求增兵拨饷，却因内阁首辅温体仁与东林党争斗。
奏疏留中不发，直至八月才收到自行筹措的批复。
楚王府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