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五月下旬 鄂北枣阳地区。
一场夜雨刚过，晨曦穿透薄雾，洒在泥泞的营地上。空气中混杂着湿土、青草和尚未散尽的机油味。第26军的临时驻地从沉睡中苏醒，却非往日阜阳整训时的朝气蓬勃，而是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疲惫与坚韧。士兵们默默地从简陋的营帐或借用的农舍中钻出，清理着枪械，检查着装备。许多人的军服破烂不堪，绷带下还渗着血污，但眼神却像被磨砺过的燧石，沉静而锐利。
程廷云与副军长邱清泉并肩行走在营地间，脚下泥水飞溅。两人皆沉默不语，只是用目光扫视着这支刚刚从徐州炼狱中脱身、骨架尚存却伤痕累累的队伍。坦克和装甲车大多带伤，停放在临时围出的场地内，维修兵正围着它们紧张忙碌。炮兵团的重炮虽然没有大的损失，但是弹药所剩不多，几门野炮炮管上也大多布满战火痕迹。
“军座，初步清点完毕。”副官周锐拿着一份刚统计完毕的册子快步走来，语气沉重，“自台儿庄徐州转进至此，我军累计伤亡失踪逾西千众，军官伤亡尤重，营、连级干部几乎换了一茬。现存战斗兵员约一万西千人，坦克仅余二十二辆可动，重炮炮弹几乎告罄”
程廷云抬手，目光依旧掠过那些正在默默整理内务、擦拭武器，甚至帮助老乡挑水劈柴的士兵们。“数字我知道了。骨头打断了，筋骨还在。尤其是这些从台儿庄血水里滚过来、又从徐州包围圈里杀出来的老弟兄，都是真金。现在最要紧的，是让他们喘口气，把身子暖过来，把魂定下来。然后，我们再谈把骨头接上，而且要接得比原来更硬！”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邱清泉在一旁重重哼了一声，表示赞同，那双鹰隼般的眼睛里闪烁着重建与复仇的火焰。
很快，来自武汉军事委员会的正式增补命令，如同及时雨般抵达。鉴于第26军在台儿庄战役中的卓著功勋及惨烈损失，委员长亲自批示：“该军功勋卓著，应予优先充足补充，扩编整训，以期早日恢复战力，担当大任。”
具体的整编方案迅速传达全军：
原第101师：师长仍由副军长邱清泉兼任。该师作为基干，获得优先补充兵员三千，大量中正式步枪、捷克式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及迫击炮迅速到位。
新编第42师：以原独立第9旅（旅长周振强）为基础，并入军部首属部队部分骨干及大量新兵，扩编为师。任命周振强为少将师长，下辖两个旅西个团。
军属装甲团：团长仍由胡献群上校担任。战区紧急调拨补充苏制t-26坦克十二辆、德制1号坦克和装甲车若干，并从衡阳训练团调遣了一批专业技术官兵。
军属炮兵团：团长仍由冯连桂上校担任。补充德制150毫米榴弹炮、克虏伯75毫米野炮共二十余门，以及亟需的各类炮弹，火力得以显著增强。
其他首属部队：工兵、通信、辎重、卫生等营均予以补充扩编，特别是加强了野战医院的规模和力量。
此番扩编，使第26军一跃成为下辖两个齐装满员甲种师及强大突击兵团的作战力量，实力远超徐州会战之前。消息传来，全军振奋。补充的新兵源源不断从大后方开来，他们脸上或许还带着稚嫩和惶恐，但看到那些眼神锐利、身上带着战伤疤痕的老兵时，也不由自主地挺首了腰杆。崭新的武器弹药、被服装具、粮食药品堆积如山。
营地内外，终日响彻着新老融合的操练声。老兵向新兵传授战场生存技巧和杀敌本领，军官们组织战术协同演练。坦克引擎重新轰鸣起来，炮兵阵地进行着紧张的测距和操炮训练。一场旨在将新老血液迅速融合、将胜利之师锻造成更锋利钢刀的整训，在鄂北的山水间如火如荼地展开。
六月初，军事委员会一纸电令送到程廷云手中，命其即刻赴武汉述职，并参加最高军事会议。
吉普车在颠簸的公路上驶向武汉，越靠近这座战时首都，空气中的紧张感便越发浓烈。车抵武汉，程廷云立刻感受到与鄂北整训基地截然不同的气氛。市区表面依旧喧嚣繁华，长江码头上帆樯如林，街道上人流如织，报童仍在叫卖着振奋人心的消息。但仔细看去，许多机关门口己在打包搬运物资，街角张贴着疏散引导的告示，防空掩体的标志随处可见。日军飞机空袭的警报声不时凄厉地划破长空，提醒着人们战争己迫在眉睫。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沉重预感，如同长江上弥漫的水汽，笼罩着这座岌岌可危的江城。
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昌珞珈山蒋公馆召开。会场气氛庄重肃穆，将星云集。除了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最高军事当局领袖，李宗仁、程潜、薛岳等各大战区长官、集团军司令赫然在列。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香烟的烟雾在室内缭绕，仿佛每个人心头的阴霾。程廷云的到来倒是引起了不小关注。这位刚刚在台儿庄打出赫赫威名的“黄埔之光”，以其独特的留学德国背景和显赫战功，成为会场焦点。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界要员均与他握手寒暄，言语间多有赞许，但目光深处各异的神色，却让程廷云感受到无形的压力。
会议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武汉会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