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组成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伙同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做投机生意时，虞洽卿介绍他投拜黄金荣门下为门生。
蒋介石深知上海帮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控制着社会下层的大批群众，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并拥有巨额资财，更重要一点是上海帮会有租界当局的支持，这些对急欲夺权和巩固统治的蒋介石集团来说无疑非常重要。1927年2月，蒋介石委任了上海四个帮会首领为驻沪特派员，其目的即在勾结青红帮做反共的打手。
蒋介石派杨虎联络上海的帮会势力。杨虎到上海后，立即联络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动员帮会参加反共。当杨找到杜月笙商议联合“剿共”的时候，杜月笙认为：“机不可失，参加反共将来在政治上才有地位。”杜还提出共产党胜利了绝不会对他们有好处，只会是和国民党同归于尽。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取胜，才有前途。遂决心与蒋介石合作，充当爪牙。
蒋介石还采纳了杨虎的建议，盗用辛亥革命时期“国民共进会”的名义，令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中华共进会”。通过这一筹组活动，他们迅速成立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帮会势力武装，成为进攻上海纠察队的主力骨干、“急先锋”，只要蒋介石一声令下，这些地痞流氓、鸡鸣狗盗之徒便会倾巢而出，助蒋清共。
3．使政变合法化
尽管蒋介石作了充分准备，但为了确保成功，他又在某些细节上精心布置，企图发端于“人不知，鬼不觉”，给对方来个措手不及。
蒋介石进驻上海后，故意施放“团结”的烟幕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驳斥了外国报纸散布的所谓国民党分裂的消息，蒋介石详谈了同共产党人的关系，他声明说，一切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人，不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他都视为同一个党的党员等，诸如此类言语娓娓动听，欺骗民众。
蒋介石对上海外围的重要城市作了部署：白崇禧负责浙江的军务；调何应钦到南京，将卫戍南京而倾向革命的3个团缴械，并以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倾向武汉政府的第二、六两军渡江作战，两军渡江后，立即切断退路；收买孙传芳的第五师和第九师师长，令其驻守扬州和南通。在上海，将不可完全信任的第一、二两师调往南京，调新近归顺的孙传芳的旧部周风岐的军队担任上海防务。
蒋介石还控制了舆论，4月6日发表的文告规定：“所有武汉发来之电报、函件及武汉各报淆惑听闻妨碍革命之记载，并总政治部等各种反宣传广告，一概不许刊登及转载。”
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清党”是对革命的背叛，为掩盖他们反革命的行径，替即将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披上“合法”的外衣，首先，他们假“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名“决议清党”，其次，发表美其名曰为“护党救国”的通电。
为了实施在南昌拟定的这一分裂革命营垒的手段，蒋到沪后，首先把“四老”——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和李石曾请到枫林桥旧淞沪镇守使署的深院里密谈。蒋介石提出当前必须采取行动，立即反共“清党”。由于张、吴与蒋早有反共的密谋，故谈话主要是争取在党内外享有盛誉的蔡元培的支持。随后，蒋又邀请被他排挤离粤的胡汉民到枫林桥，恳谈时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蒋介石还请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其反共作舆论铺垫。吴稚晖在出面联络留居上海的反共分子之后，曾与环龙路44号的西山会议派接洽，争取西山会议派的支持。为此他好说歹说，费尽唇舌，终于说动了西山会议派，赞成分共。
3月28日，吴稚晖还出面约集留沪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张静江、李煜瀛、古应芬等举行紧急会议。吴稚晖在会议上报告他于3月6日同陈独秀谈话的经过，他以“陈独秀明言二十年内实行共产”为借口，以已人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所谓“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为词，提议“应行纠察”，实行反共“清党”。其他人吴稚晖的提议，并将反共“清党”冠以“护党救国”之名。
4月2日，蒋介石集团假“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名在沪召开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数不及全体中央监察委员的半数，但这次会议却冠之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名义。会上，吴稚晖提出了“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谓“现在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共产党及附和共产党之各员奉俄国共产党鲍罗廷煽动而盘踞”，因而，“举凡中央执行委员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要求“中央委员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委员临时讨论，可否出以非常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