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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科的《我嘟傻嘅？》以质朴的粤语对话，构筑了一个诗性的抵抗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方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存在方式的表征；诗歌创作不仅是个体表达，更是对抗文化同化的政治实践。当诗人以"我真嘅好耐无语"作结时，这种"无语"恰恰是最有力的语言——它揭示了诗性精神在当代的困境，也预示了可能的突围路径。
在标准语日益扩张的今天，方言诗歌如同文化多样性的基因库，保存着 alternative 的思维方式和感知模式。树科的诗歌实践提醒我们，真正的诗性精神往往存在于主流之外，在那些被质疑"嘟乜鬼嘢年代"的坚持中，在那些被视为"傻"的执着里。诗歌与方言的双重边缘身份，在此诗中反而成就了一种批判性的力量，它通过对语言本身的思考，抵达了对存在本质的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