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违，不肯遵从。
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郑芝龙去监督他们，确保他们不会做出什么乱子。
毕竟郑芝龙的名号在沿海区域还是很好用的。
他在海上闯荡多年，威名远扬，那些水师将领对他多少都有几分敬畏，由他出面，这件事情才能顺利解决。
不过当然，郑芝龙也不是傻子，因此只要那些水师将领愿意乖乖听话，对于他们以前做的那些破事，郑芝龙也会假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人无完人嘛，他自己也是海盗出身，怎么能要求别人当圣人呢？
只要他们现在能够改过自新，为朝廷效力，也就足够了。
除了这些之外，朝廷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便是调动大量的锦衣卫去往沿海一带。 他们的任务也很简单，就是避免有些海商或者勋贵情急之下焚烧船只和货物、毁灭证据。
因为一旦证据被毁灭，那么朝廷的封锁行动和后续的治理工作都将陷入困境。
所以，锦衣卫的行动至关重要。
其次，第二点就是重新制定新的收税规则，以及重新划分官方和民营的范围。
国家计划全面放开海洋贸易，其核心目标在于将可获取的利益推向极致，同时确保普通商人亦能从中获利，共享繁荣。
不然光是朝廷自己赚钱，其他海商不赚钱，这些人不闹腾才怪呢！
为实现这一目标，策划一套组合策略势在必行。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朝廷需扮演好制定规则的角色，切不可亲自下场成为大玩家，更不能沦为“掠夺者”。
大臣们普遍认为，衡量国家利益不能仅凭国库的充盈程度，政治的稳定、技术的进步、军事的强盛以及整体经济的蓬勃发展，均应纳入考量范畴。
这如同构建一座稳固的房屋，国库的充实仅是其中一根支柱，其他方面的稳固同样不可或缺，唯有如此，房屋方能屹立不倒。
基于这一共识，在朱慈烺的提议下，大臣们精心拟定了以下规则。
第一：构建高效税收与关税体系。
由于过往按船只大小征税的方式过于粗放，所以计划设立海关，转而依据进出口货物的价值按比例征收关税。
例如设定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如此一来，国家税收将随贸易量的增长而水涨船高。
对于奢侈品，如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珠宝等，无论出口还是进口，均将提高税率。
即便贸易量有限，亦能为国库带来可观收入。
同时简化税制，明确税额，杜绝官员对商人的过度盘剥。
尽管此举可能减少基层官员的灰色收入，但从长远看，将激发更多人的纳税意愿，国家税收总额亦将随之增加。
第二：垄断关键稀缺资源与战略通道。
国家无需掌控所有贸易，但对于景德镇官窑瓷器、特定地区优质茶叶等核心、高利润商品的生产与出口必须加以管控。
通过官方渠道，以高价售予外国商人。
此外，投资建设与管理主要贸易港口，如广州、泉州、宁波等地，完善仓库、码头设施，并建造导航灯塔，然后向所有在此交易的商人收取合理费用，从而确保稳定的非税收入来源。
第三：依托贸易促进发展，增强国家实力。
通过贸易，大量进口国内稀缺资源，如粮食、铜、锡、马匹，以及造船所需的优质木材、火药原料硫磺等。
这些资源的进口将直接提升国家的军事与工业能力。
同时，鼓励商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农作物以及科学知识与地图，国家设立翻译馆与研究院，推动本土科技与农业的发展。
第四：保护普通商人利益。
普通商人如同贸易生态中的毛细血管，他们的活力是整个贸易体系繁荣的基石。
唯有他们获利，市场方能繁荣，国家税基方能稳固。
并且提供法治与安全保障，最好是制定一部详尽的海洋贸易法，明确产权、以及各种纠纷解决机制。
然后设立专门的海事衙门，确保商业纠纷得到迅速、公正的处理。
第五：组建更加强大的水师部队，定期对海域内的海盗进行围剿，保障主要贸易航线的安全。
鼓励商船队结伴而行，由水师提供护航服务，商人仅需支付少量护航费用。
在主要贸易伙伴国家设立类似“商馆”或“领事”的机构，保护本国商人的合法权益，协助处理与当地政府的矛盾。
第六：打破官商勾结、垄断经营的局面，严格限制皇室、贵族及高级官僚利用特权开设商业公司，垄断特定航线或商品贸易。
贸易许可应面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商人，通过公平抽签或竞价方式分配。
扶持行会发展，鼓励商人组建行业商会或海商行会，实现自我管理、价格协调及内部纠纷处理，从而减轻国家管理负担。
其次，大力发展大明皇家银行，或者重新成立一个以海洋贸易为主的银行，为中小商人提供贷款渠道，必要时提供低息贷款支持。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