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不能老让他们无所事事地吃大锅饭，得让他干点事。现在水库上要大量男劳力，明年的田地就只能让女同志做了，但女人精力有限，要和以前一样出工不出力做事那可得误农时，工地上也可能搞不上去，我想在大队上搞大包干，包工包产，哪家包到的就归哪家管，至于怎么做工由包工的那一家说了算，不要再统一开工了，农忙的时候男劳力可以帮婆娘，农闲了女人也可以来工地挣工分。以前村里生产总是先交公粮，后卖余粮，剩余的才是口粮，现在我想包产到户，村里按田地的优劣和往年产出定产定工，收后按定的产量大队秋后收粮，收完后余的就全归包工的个人所有。这样就让那帮懒鬼吃活饭的没办法吃大锅，不要让想钻空子的人有便宜可钻。”
简永共说：“这倒是个好主意，可上面没这个搞法吧？这样不又犯当初搞单干的错误了？要上面没明文说过，我可不同意这样搞。再说每个人情况不同，这样搞不饿死老少孤幼吗？”
简永志说：“也不是搞一刀切呀，比如这上山手有残疾，做农夫他不行，我看还不如让他当看山员，把公家的山岭全要他看住，每个月好歹也记上点工分，抓到违法乱纪的，由他收违约金，免得他总是这样混日子。”
简永共说：“好的不一定是行得通的，就算你说得对，可上面不同意这样搞，我们就不能犯错误，在这方面打垮的人还少吗？我可不想当现行反革命。”
简永志知道自己这想法在这个坚定的有点书呆子气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面前是说不通的，但他一点也不怕没人支持，因为支书上孝和副支书上教都是务实的人，简家独创的许多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小策略就是得到他们的支持才得以在简家施行的。想着今天的事，他叹息着说：“说实话，今天永新说的是实情哪！自从文化大革命活埋了永新父亲和他叔叔两个同胞兄弟后，简家人人心涣散，没有上进心，得过且过。除了我们这些党员干部，谁也不愿意为了公益事业出头，上工也是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现在村子里的年轻人也得过且过，不想着成家立业，人越来越穷，也越来越不想干事，人口也越来越少。这样发展下去行吗？我们简家在地方上本来就势单力薄，解放前常被外地人欺掐，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彻底摆脱了别村明目张胆的别姓氏宗派欺掐的日子。共产党是为弱者、为穷人做主的，这是我们简家人为什么拥护这个党的根源。可如今老毛走了，要真的跟永新说的农业合作社倒台，这个水库就真的建不得。建了，损耗了我们一半的土地，我们就没办法生存了，田地不够养活我们村的人啊！这样下去，我们简家会难以生存。为了自己活命，兄弟争斗也会更严重哩！这样简家就大难临头了。你当过兵，文化高，比那几个老党员见识多，你可得为房里和村子的长远担忧点啊！”
听了队长这话，简永共真想说共产党是以服从大局为重的，这水库对全公社人民有益，不能不建。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老队长这话说得太过火了，可是说的都是大实话，简家少了一半的土地，往后的生活靠什么？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土地，共产主义真的靠得住吗？他不敢说出这说不得的话。要在从前，这话要被别人听见了，可是要杀头的哩！就是现在，要让多事的人听了，说不定又会兴风作浪，借题发挥地上纲上线。他知道，这位可敬的四十多岁的老队长，从二十多岁就当队长了，简家一直只有一个生产队，所以全村子的人的工作全由他调配。老队长说话直爽，心直口快，从来不怕得罪人。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为了集体的田地有肥料供给，简永志带头砸碎自家的私厕，毁灭自家的尿桶，把一堆屎、一堆尿这种私事也成了向自己的私心“批私、斗私”的对象。为了争分夺秒工作，他竟然练就了一蹲下去五秒之内解决大小便的习惯，被人们给他取了个直肠子的外号。他虽是个农民大老粗，说话直来直去，直截了当，没有心计，但因为工作搞得平，没有一点私心杂念，想到的事也还全面，所以人人都服他管。长期雷厉风行的工作，磨练了他丰富的工作经验，也算得上是有勇有谋的老姜了。不说别的，光凭这点，你就可以知道，他对社会主义有多大干劲。老队长不但是掌握简家劳动力调动的实权者，也是简家最好的农夫状元，做任何工作他从来就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这也是他被村里人心悦诚服的地方。你看，他那被常年风吹雨淋，拷练出来的黝黑的脸、结实的身材、一双生满老茧的大手，和一双常年爬山涉水都打赤脚的铁板脚，这些都是常年累月的艰苦劳动磨练出来的啊！只要你和他接触三分钟，你就可以听到他满嘴说的都是公务，你就会体验得到他为革命出生入死的情怀，对社会主义的忠心耿耿的赤胆忠心。老队长对社会主义很有热情，他从一搞生产队就是队长了，干革命干劲十足，从来执行任务都是不折不扣，为了工作他万死不辞。他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思想和共产主义的老革命，不经过三思，一个粗人他是不会说这话，做今天这反常之举的。
“依我看，你还是把永新两人放了吧？不要和他们结怨结得太深了，好歹都是一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共事的日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