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的法条，你已知晓并‘认可’，敢拦就拿你开刀。
刚刚夺下关中之时，整个关中的在籍户口不过两万四千户，十二万四千八百馀口。
而在种种迁民、府兵、农庄政策落实之后，今年六月中旬，在籍户口竟直接翻了个倍。
五万二千馀户，二十八万馀口。
其中原依附于豪强大宗的荫户、佃户两千馀户，一万馀口，不可谓不多，而很显然，这两千馀户恐也只是荫户的十之一二。
要是所有荫户全部清出，几乎能获得相当于一个关中的税基，可惜关中初定，清不得。
至少等到中原大定。
在关中麦收的喜悦之后，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百姓面前，如何将坚硬的小麦变为饭羹？
与易于脱壳蒸煮的粟米不同，小麦的加工要繁琐得多。
好在这一点朝廷早有准备。
早在去年夏日，关中初定，丞相便已从陇右等地，以高薪征募了一百馀名石匠，专门制造石磨。
至今年五月，设在长安脚下渭水之滨的官营匠作石坊，已昼夜不停制出石磨四千馀具。
在司工主事马钧主持下，匠作监还于郑国渠、成国渠、漕渠等水流丰沛处建造了几十座水磨坊，供周围府兵、农庄百姓使用。
磨坊在这年头，相当于一座流水线工厂，是大家族的重资产，财富的像征，如今这些水磨坊，连同那些依靠官牛、官驴驱动的畜力磨坊，大多设在了各处集体农庄及麦作区，是为大汉官营磨坊。
百姓们可将自家收获的麦子送至磨坊，以麦子或麦糠向坊吏支付少许加工费，便能磨麦成粉。
而为了在引领风气的官吏及豪强富户间推广麦食，进而带动整个关中饮食结构的转变，
朝廷早在去岁还都长安后，便以官营的形式，在长安东西两市开设了数家专营面食的食肆。
这些食肆售卖之物，对于此时的关中堪称新奇。
暄软香甜的白面馒头，皮厚馅大的肉包，劲道的汤饼（面条），烙得两面焦黄的麦饼种种色香味俱全的麦面迅速便征服了往来长安的豪商巨贾、世家子弟。
他们何曾想过，这些植于凉陇，素来难以下咽的麦子，竟能化作如此珍馐？
不过半年光景，往来皇商食肆，品尝一碗热腾腾的汤饼，或几只白胖的包子馒头，便已成为京兆豪富及商贾间一种新的风尚。
甚至不少军中将领、鹰扬府兵，在领了赏赐或休沐之日，也愿意跑趟长安，挤在食肆里，就为吃上一碗扎实的汤饼，几个油汪汪的肉包子，大呼过瘾。
其中，那开花馒头因制作工艺最为复杂，色泽雪白，形态美观，每日限量供应几十份，直接价比金帛，成为身份与财力的像征。
这股食麦面的风潮，自然也影响到了家中本就拥有田庄、坞堡的豪强大户。
去年十月，他们眼见朝廷在大力推广种麦之事，便也跟风在自家水浇地旁种了不少。
今岁麦收后，一些眼光敏锐的豪强大宗，便开始效仿官家，在自家庄园临近溪流处兴建小型水磨，或购置大型畜力石磨。
这些磨坊不仅是加工自家产的麦子，同样做起了替人磨面、乃至直接售卖精面的生意。
磨面的技艺，也在须求驱动下开始了发展。
有经验的磨工开始通过控制磨眼进料的速度，让麦粒在磨齿间得到更充分的研磨和剪切，使得轫性较强的麸皮尽可能形成大片，而麦实则被磨成细粉。
匠人又制作了不同细密的罗。
罗底或用细纱、马尾，甚至丝绸制成，将磨碎的麦子倒入罗中，反复摇筛。
最细腻、最雪白的头罗面，通过罗底落下，便是豪富之家争相求购的上等精粉，价格不菲。
筛剩下的麸皮碎片再次回磨，再次过罗，得到次一等的二罗面、三罗面，颜色渐次加深，麸皮含量也更高些，价格则逐级下降。
最后剩馀的纯粹麸皮，则多用作牲畜饲料，或流入市场，成为贫苦百姓果腹之物。
精面制成的肉饼、汤饼、蒸饼，其口感滋味，远非粗糙的粟米饭、麦饭所能比拟。
味蕾的享受是最直接的驱动力，巨大的须求催生了市场，开始有豪强大户于长安设立食肆，朝廷见此，也乐得放手，不与民争利。
只要向市掾吏缴纳一笔定额的市租，取得许可，便可合法在长安经营面食食肆。
于是，短短一年间，长安城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数十家大大小小的面馆、饼铺，市面为之愈发热闹繁华。
今年麦收之后，那些自家田庄未曾种麦，或是种了仍觉不足的富户豪商，纷纷遣人携粟米前往各农庄，希望能够换购新麦。
起初，兑换比率颇为混乱，有一石粟换一石麦的，也有一石二斗粟换一石麦的，甚至还有部分奸商跟少许吃不惯麦子的百姓以低价换麦。
混乱持续了不到半月，左冯翊太守郭攸之与临晋令陈只便会商定下了章程，通令各农庄：
凡以粟易麦者，须依一石六斗粟米换一石麦的官定比率方予交易，否则不予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