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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45年底的统计，国民党普通党员已达311万多人，是1937年普通党员数的6倍。如将军队党员和海外党员计算在内，党员总数超过800万，约为1937年党员总数的5倍。同期三青团和中共党员人数分别是124万和121万。800万党员中，军队党员485万，占党员总数的60％。但这些军队党员全部是集体登记入党，没有实际组织活动。在考察国民党组织规模时，通常不将军队党员计入在内。其次，海外党员所占比例甚少，对国内党务亦无影响。故代表国民党实际组织力量的是国内普通党员数量。）
面对日本侵略者如此可怕的战争对手，测量中国哪支武装力量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力量，抗敌人数无疑是成为衡量最强大的抗日力量一个重要指标，绝对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从1927年到1945年结束，无论怎么计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党员人数都是不可能比中国土匪和会道门多的，先从这个角度来说，难道，中国土匪和会道门是没有资格成为抗日的主要力量吗！？
众所周知的是，从1927年国共两党分家之后，国民党和中共就是时时刻刻处于对立面，就算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也是如此，国共两党排斥异己，为了消灭对方，他们是收编了大量的中国土匪和会道门，扩充自己的力量，来打外战和内战，而中国土匪却没有这么做，在此消彼长之下，中国土匪的势力大打折扣，国共两党则迅猛发展，不过，就算是如此，国共两党的党员还是没有中国土匪的数量多！
第六：中国土匪无心争夺江山，无意坐拥江山，国共两党抗日动机不纯。
如果要问中国土匪以及国共两党这三方武装力量谁是最可爱的人，恐怕绝大部分之人都会认为中国土匪是最让人喜欢的，因为，中国土匪可是说是来自民间，与中国老百姓有一种陌生有亲近的亲切感，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土匪比起国共两党来，中国土匪一无外国人的支持，二无复杂的行事动机，三无繁琐的神秘感，可以说，中国土匪的产生是为了不想死的话，那么，中国土匪抗日则是因为想活下去，一旦只要社会恢复平静，没有那么多的血雨腥风，更无勾心斗角的阴谋，中国土匪问题十成只会剩下一两层了。
没错，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共产党的新民主义，他们的口号都是十分美好的，亦是令人向往的，可是，问题不是要说民国时期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文盲，文化低下，素质也很低，整日就想着怎么吃饱饭，养家糊口，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他们而言都是一堆空话，根本听不懂，也不明白，更无理解的能力，问题的关键是国共两党皆派出大量的间谍特务奸细是抹黑、丑化以及中伤对方，致使中国人民根本无法分辨国共两党到底孰正孰恶，比起中国土匪，国共两党真的没有中国土匪可爱！
第七：中国土匪不怕黑社会，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与黑社会有着大量合作，与黑社会妥协。
不要说国民党反动派与黑社会的关系有多么密切，就连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亦是与黑帮保持密切关系，就连孙中山能够发动辛亥革命，中日两国黑社会都占了很大的功劳，蒋介石执政的国民党是与黑社会联系紧密，共产党向来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黑道分子也是隶属其范围之内！而中国土匪不但不怕黑社会，而且，还能做到土匪镇压黑社会的作用，国共两党根本没有这个实力是消灭黑社会！
（蒋介石利用黑社会发动四一二政变，授予杜月笙少将军衔，连抗日铁血之师十九路军也和黑社会合作打淞沪会战，中国抗日两次淞沪会战都有国共和黑社会合作的例子。）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上海的黑社会势力虽已投靠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但一些黑社会头目并没有完全堵死与中国共产党的通道。早在1929年，杜月笙就经帮会分子张尧卿等人的介绍，邀请已经暗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杨度为宾客，并专门将薛华立路155弄13号(今建国中路瑞金二路附近)一幢洋房送给他，月俸500元。现在虽然很难考证杜月笙对杨度的中共党员身份是否一定了解，但杨度入党之事在当时流传很广，更何况杨度营救李大钊、邵飘萍、林白水的义举天下皆知。杨度后来又在沪加入“自由大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等左翼社会团体，在薛华立路长期给潘汉年、沈端先(夏衍)提供情报，将被敌人逮捕的同志留在寓所。杨度的诸多活动，恐怕精明过人的杜月笙不会丝毫没有察觉。何况杨度多次当面规劝杜月笙，不要再为国民党卖命。因此，杜月笙礼待杨度，很可能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友善表示。抗战爆发后，杜月笙等人在杜公馆召开上海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还通过潘汉年向八路军无偿援助1000具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并表示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他同时要求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姚惠泉为中国共产党募集教育文化经费，并且掩护过周总理的堂弟。）
（中国土匪不怕黑社会，以及能够镇压黑社会是在没有任何一本书籍里面有写过，可是，同样的，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