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有着巨大的诱惑，让他如此担心和外部世界失去联系，哪怕只有两个小时。为此，我曾生出这样的念头，百年之后，如果我的墓碑雕刻的是一张侃侃而谈的嘴;那小陆的墓碑就应该是一个手机，墓志铭上写着:“正在通话中”。
中磊和小文、小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都不是爱喝酒的人，但只要是刘老师来了，三个人都能陪着刘老师喝到尽兴。
刘老师有一个特点，特别能勾着别人掏心窝子，东拉一句西扯一句，原本大家对生活的认识十分朴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经刘老师三言两语，由表及里的那么一分析，茅塞顿开，从此养成“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的臭毛病。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在我的工作室里蔚然成风，弄得每个人都变的猴精，说话都倍加小心，生怕被对方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9月底刘震云来工作室的那天，我向他诉说了改编《老吴太太》的苦恼，郁闷找不到正确的途径。
刘老师说:创作有两种途径情况。一种是“向生活要艺术”;一种是“向艺术要艺术”。选择了后一种途径就势必会导致影片里到处结满了假肢。你们半途而废是明智之举，你又多拍了一部电影有多大的意义呢?张艺谋、陈凯歌今年拍的电影，无论其规模大小，成败如何，有一条两部电影的创作途径是一式的，都是“向艺术要艺术”写出来的剧本……
那天工作室的人都在，都想听刘老师的高见，但在刘老师说这番话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停地在接打手机。他们打手机时，刘老师就停下话头，等着他们，等完张三等李四。有的人手机接得很坦然，通话言简意赅，也没有会什么可避人的;有的人则一接手机，马上显得鬼鬼祟祟，不是支支唔唔，就是起身支应着往没人的地方躲。我和刘老师的兴奋点不知不觉转移到他们的身上，对每个人接手机的心态逐个分析猜测，试图揭出那些藏在手机里的无穷秘密。后来全体人都加入了我们的讨论，纷纷道出自己手机里的种种隐密，以及藏在这些秘密背后的更大秘密。真可谓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这时，我说:应该拍一部电影，就叫《手机》，谨以此片献给每一个手机持有者。
刘老师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说:我相信这个影片会有很大的力量，这就是“向生活要艺术”。
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
在场的人听了，脸色大变。都说，手下留情，万万不可!包括我在内也是疑虑重重。
刘老师问:你们怕什么?你们怕什么?是怕捉鬼捉到自己的头上么?我不怕!我甘愿做一个人体炸弹，以此给每一部手机消毒，净化我们的社会空气。我愿意写这个剧本，如果你们不做，我就把它写成小说。
我们忙说:我们干，我们也豁出去了，该死鸟朝上。
之后，刘老师一字一句地说:汉语本来是简洁的，但手机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汉语的说话习惯，手机连着人的嘴，嘴连着心，心里的秘密通过嘴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手机，为了掩盖手机里藏着的秘密，人们开始说谎和言不由衷，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反过来控制了它的使用者。
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我问:《手机》应该拍成一部恐怖片，还是一部喜剧呢?
刘老师答:表面上看，它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的，但它同时又是令人畏惧的。这种创作上的悖反，恰恰更加深了从生活走向艺术的力量。我看它甚至可以成为一部贺岁片。向中国电影一百周年贺岁。
从10月初开始，我们集中讨论了故事的脉络，确定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的身份。然后，刘震云开始写剧本。
我开始平心静气地在家写书。
11月底，第一稿剧本完成，用了一个下午读了剧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震云把大家的意见消化了一个星期后，把我和赵非约到一个封闭的环境中，3个人连续10天逐场戏地推进，写出了第二稿剧本。这时，我和赵非都对第二稿剧本充满了信心，也已经对影片的拍摄有了成熟的构想。但刘震云却对剧本仍不满意，提出再给他20天的时间从头捋一遍，然后再用10天的时间，3个人一起最后再打磨一遍，直至我们的能力所不及的程度，再送电影局审查。
由此使我想到，刘震云何以能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他的思想、他的才气，不说了，单就他的勤奋和敬业的态度，就应该令所有从事编剧写作的同行们尊敬。
我又要说不好听的话了，现在很多编剧，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完全是两回事，糊弄自己也糊弄别人。你约他写本子，上来就先开价，而且还事先声明，只写一稿，似乎是对自己写作能力有天大的自信。可往往是付了钱，得到的却是一叠废纸。别人推倒重建，还厚着脸皮要求属名在前。这种无能又懒惰的编剧不是一个两个，是数不胜数，到处泛滥。有人认为贺岁片很容易，只要有几个明星，占住一个新年档，随便找人攒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