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魅力。
随后他又分别从灯光，镜头运动方式等着重分析了电影的特点。
尤其是造型、服装方面，他认为电影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女主人公苏频繁更换的旗袍。美仑美奂的旗袍能很好地衬托出女性的优雅、高贵与矜持。女主人公频繁地更换旗袍既渲染出一种典雅韵致，也含蓄让观众感觉到季节的更替和时间的流逝，能更好地把握故事情节的脉络，同时也更有利于故事情节的叙事。其次，画面背景的东方色彩。影片中不绝于耳的搓麻将声与人物的一口浓重的魔都话，邻里之间的你来我往与说三道四，狭窄的楼梯，长长的弥漫着雨雾的小巷，在风雨之中飘摇不定的白炽灯，木制的高高的窗棂，这些画面都打上了旧魔都景观的烙印，真实再现了六十年代香港的社会状况。
而回响在画外空间的音乐有当年香港流行的谭心培的京剧、周炫的歌曲，从而使《花样年华》的画面与音乐有着旧上海的华丽与颓靡。最终张漫玉那摇曳的旗袍，昏黄的路灯，梁超伟梳的一丝不苟的爱司头，一切欲说还羞的情感，如一张泛黄的老唱盘，在岁月的留声机中静静旋转。没有喧闹的浮躁，没有泡沫文化的缩影，只是哀婉却唯美地唱着一首老歌。
同时通过这部电影，周易也着重分析了王加卫独特的电影风格，即擅长运用象征的手法，来传达导演意识。
这种手法，在色彩方面，在《花样年华》中，王加卫将鲜红色和灰绿色作为主调色，在电影中，它们分别象征冷、暖，形成鲜明的对比色。导演巧妙地在场景和布景设计上运用这一对比色。戏中苏与周相会的酒店及自己的房间均出现鲜红色的道具，如酒店长廊上红色的窗廉布、红色的地毯、红色的墙纸、周慕云房中的棉被等。红色是电影导演，尤其是共和国电影导演最为擅长的色调，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隐喻:一是热情、激情、爱（在共和国），二是危险的警号（西方）。
这正反映出他们刻意的自我抑制，既想爱却又警惕自己，不可以做出越轨行为，所以苏丽珍在酒店房门外向周慕云说:“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在苏和周工作的地方则鲜有出现红色，反而用上灰绿色作为主调，而正好和鲜红色作一个对比及对立，显现出他们在工作环境内都刻意地收藏自己的爱、抑压自己的感情，不愿在别人面前流露出来。这种假装的坚强，自我瞒骗，令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
其次这种象征手法也表现在镜头的运动上，比如影片结尾使用了大段的空镜头，在日暮时分的吴哥窟遗迹之间伸缩移动，平稳舒缓，意境全出。斑驳的灰色古建筑，撒落着夕阳的柔和光影，传达出一种邈远而厚重的历史感，配以融入主人公情绪的大提琴娓娓低诉，正可以看作是这首排律意味深长的尾联，余韵无穷，而这一段空景的主角，就是那贯穿全片的惆怅、寂寞的心绪。
在影片里，王加卫经常有意把时间拉长，用高速镜头拍一些慢动作。影片中唯一一个男女主人公在夜晚的街上款款前行的全景镜头中，苏和周那惆怅而落寞的背影在销魂蚀骨的乐曲声中渐渐远去，主人公那种被时间冲刷之后的情感失落与主人公执手相看泪眼的刻骨铭心的依恋，都和影片中的时间意象是分不开的。
象征手法是王加卫卫惯用的一种叙事方法，在他之前的很多作品里都可以发现。周说“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苏说的“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带我走？”这里的“多一张船票”其实是他们从压抑的情感世界中解脱的通行证，他们害怕世俗，因而没能解脱，将永远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去感受生活。
王加卫通过这种象征的艺术手法为这个普通的故事赋予了一个内蕴深广、新颖脱俗的主题，使这部电影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影片的主题并没有直接告诉观众的，而是隐含在每一个细节中。导演王加卫用隐喻蒙太奇和重复蒙太奇技巧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传达出来。电影中“昏暗的路灯”这一镜头的多次出现，这盏路灯似乎就是苏丽珍寂寞和孤独的内心。丈夫老是不在家，只有她独自一个人每天去小面摊吃饭。犹如街头道路等一样，孤苦伶仃。这些隐喻蒙太奇技巧在细节处理上的应用，增加了影片主题的含蓄美，调动了观众的情感和思绪，使观众无形中感受到了六十年代在香港生活的两个已婚男女之间既相爱而不能爱的无奈、伤感的情绪。
在表现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六十年代香港社会的真实现状，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运用一些系列隐喻式的表现手法，把影片中的人物情感、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等内容暗含在每一个细节中，在深化主题思想的同时，使其在表达上具有含蓄美……
周易几乎对电影《花样年华》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分析，事无巨细，认真和详细的程度，根本就不是应试影评，而是专业的论文。
当周易写到一半，距离考核结束还有一个小时，冯常将影评完美的收工后，认真的检查两遍就交卷了。
两位监考老师也是不住的点头，冯常这篇影评可谓是一气呵成，丝毫没有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