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东在少年时代曾读过几年私塾，学习成绩优异，得到老师的赞赏。后因生活所迫辍学，随父做木工，1917年2月入县立师范传习所，1918年3月毕业，在沂水县衙做事。为穷人写状子告权贵，被迫闯关东。时值二十五岁他背井离乡只身逃荒去东北。开始在辽宁省的大连、沈阳一带，以卖字和为人代写快信糊口。后经人介绍入奉军为上士文书。由于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办事机谨，被选送军校，与张学良同年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升任排、连、营、团长等职。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间，奉军第三军军长郭松龄，不满张作霖、杨宇霆的专横统治和同日本勾结，秘密与冯玉祥结合，组织了东北国民军司令部，刘震东为郭松龄第五旅旅长（少将）。郭松龄倒戈失败后，由于张学良的说项，刘保住官阶，1926年南口之役，刘震东指挥作战勇猛，战功颇著。时任东北陆军步兵第34旅少将旅长。同年12月，又率部突破西北军韩复榘、石友三等部设防的平地泉、丰镇一线，相继占领包头、五原。1927年4月因功升任东北陆军步兵第15师中将师长。10至12月，晋奉矛盾加剧，在河南展开混战。刘被任命为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后方警备总司令。[1]
一九二八年七月，刘震东入北平陆军大学，为第八期学员，任班长。因他学习有方，常识罗广，学员中曾有这样的赞语：医卜星相高仁绂，上下威信刘震东。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李宗仁、卫立煌等人。
一九三O年于陆大毕业，回东北军供职，任东北陆军军事训练委员会中将主任参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当局寄希望国联调解，采取不抵抗政策，奉军撤入关内。但也有一部分官兵，出于民族义愤，自动留在东北坚持抗日，刘震东就在其中。开始，他任东北民众救国会（阎保航组建的爱国抗日群众团体）第四军团总指挥，一九三二年成立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团，任总指挥；转战于辽北、热河、察哈尔一带，在开鲁、喜峰口等地与日军顽强作战，他的战迹和照片曾分别刊登在当时的《时事报》、《东方杂志》、美国《时代》周刊和《病态半月刊》等报刊上。在开鲁战役中他头部负伤，但仍带伤坚持军务指挥战役。
一九三三年五月，以冯玉祥、吉鸿昌为首；在察哈尔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刘震东同邓文、李忠义等人当即给冯玉祥发出了贺电，率部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并立刻听命投入收复失地战斗。同盟军被蒋介石强行解散后，刘震东任军委会北平分会训练委员会办公厅中将主任。
一九三五年冬，刘震东随张学良去西安供职，任西北总司令部中将参议兼“督剿”专员。西安事变后，任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参议兼总务处少将代处长。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如潘汉年、车向忱等人。
西安事变时，刘震东是调解人，他奔走和平成了当时报纸的大标题。事变后，张学良被扣，他情绪消沉，常在家中写字、作画、学俄语。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刘震东心系国家安危、坐卧不安，致电何应钦请战，何不作答，遂挂冠经直到南京当局请缨抗日，在刘的多次坚决请求下，终被派到第五战区（驻徐州）李宗仁将军麾下听调，任命他为第五战区高参兼第二路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只拨给少量的手雷、饭盒，人员自己募集。为了抗日，刘毅然地担当起了这一重任，立即在徐州张榜招募兵员，并迅速派人到沂南老家招兵和筹集军饷。为此，他还给许多亲友写信求助，其中一封家信中写到：“没有国，就没有家，国难当头，先国后家。”为了抗日要“毁家纾国难”。同时致函给其三弟震亚（当时在西安），令他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请求派政工干部到第二路游击队工作。他写信给董必武要求派政工干部的信，在“文革”之前还展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故址中。经过两个来月的积极筹划，这支游击队发展到四百余人。
在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纵队的成员中，有来自前五十一军少校参谋王再天（中共地下党员）有来自平、津的学生（内有中共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杨士法、萧方洲、李向群、刘及武等人，有来自各界的进步人士徐眉生、彭畏三、耿光波、路雨亭等人，有来自胶东、鲁北、鲁南和苏北等地的群众武装。以上几部分人员是游击队的基本力量。但他们的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多数缺乏实战经验。另外，还有国民党军队的散兵以及当地的青红帮。大家为了抗日这一大目标，保卫自己的家乡，汇集到一起来了。刘为指挥这样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而感到自豪和兴奋。“游击队刘司令”的名字从此也就“威名远震”了。[2]
一九三八年初，该游击队从徐州等地汇集到江苏的新安镇（今新沂）经过短期整训以后就向山东进发。刘震东偕同政治部副主任徐眉生和有关人员，先期到达鲁东南的莒县。对当地的土顽进行了清理和收编，为后续部队扫平了道路，对部队给养和人员扩充又作了一番工作，同时对当地政府进行了争取工作，莒县县长许树声及他所领导的县大队，从开始不排斥、刁难刘震东，到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