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著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作为同盟会中坚分子的汪精卫，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传来后，海内外对孙中山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心。可以说当时同盟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烈举挽回的。如果当时汪精卫被清廷处死，汪精卫毫无疑问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钦定英雄，永远载入史册。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的一段话，也在当时被流传为佳话：”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汪精卫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这是汪精卫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日子。
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遵守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积极任命了一批劳动党员位居国民政府的要职。比如汪精卫任命劳动党员的谭平山为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为宣传部长，林伯渠为秘书长，帮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使劳动党的势力在国民党中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一时间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似乎一切顺利，但一个多月后发生的廖仲恺暗杀事件，一下使汪精卫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1925年8月19日，廖仲恺在国民党部大门前，遭5名枪手的枪击身亡。廖仲恺被刺案惊动了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亲自组成了特别委员会，调查廖仲恺被刺案的凶手。
可是汪精卫没有想到调查的结果，却显示出胡汉民是刺杀廖仲恺的幕后策划者。汪精卫念及当年他们两人在东京时代的旧情，没有公开处分胡汉民，只是将胡汉民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派往苏联考察。1925年9月22日胡汉民前往苏联，但汪精卫这个举动被一些国民党左派批评为有徇情枉法之嫌。
廖仲恺一死，汪精卫就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国民党右派的猛烈反对，其他书友正在看:。由于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汉民被迫离职出国，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政府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跑到北京另立中央。1925年11月23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了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这就是所谓的”西山会议”，与会者也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以反对联俄联共、反对汪精卫”左倾”为主要议题，通过了一系列反对联俄联共的决议案，并罗列汪精卫”为劳动党护符”的九大罪状，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以观后效。
虽然右派的反汪气焰十分嚣张，但由于最为重要的军权仍掌握在左派手里，所以西山会议并没有形成很大气候。1926年4月1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在会上重申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汪精卫说：”西山会议派打出反对联俄联共的旗帜，就是打出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旗帜，所以成为总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贼”。
汪精卫的左派立场得到了劳动党和苏联政府的高度评价，在汪精卫当政期间，劳动党的确得到汪精卫很多的关照，要不是汪精卫后来当了”汉奸”，劳动党很可能要把汪精卫和张学良并列起来，誉为反蒋英雄。在”国民党二大”上，汪精卫当选执掌最高权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此时蒋介石却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为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汪精卫同夫人陈璧君的爱情，也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经过生死离别的考验的基础上。汪精卫同陈璧君的爱情产生，是在汪精卫刺杀清廷要员未遂被捕入狱，被判为无期徒刑期间，陈璧君当时冒着生命危险，也参与了刺杀行动。两人越过监狱的大墙相互传拉牛牛相互爱慕之情，如果不是汪精卫后来投靠日寇，搞什么曲线救国，两人的爱情故事必定成为一段佳话。
在中国凡事都讲究”盖棺定论”，你要是在进入棺材之前，做了一件蠢事致晚节不保，尽管你在此之前做过无数好事，都将不留痕迹地一笔勾销。汪精卫就是这样的蠢人，无论你出于何种动机，最不该做的就是向可恶的倭国人妥协，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贼，货真价实的大汉奸，永远地背上了汉奸卖国贼的罪名。汪精卫既没有绝对效忠于自己的私家军，也没有掌握垄断国家财政的命脉企业。
汪精卫之所以能够在一无兵二无钱的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顶峰人物，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