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不，到了香港之后买好去上海的船票。送上路费。不要慢待了对方，这孙大炮真是缺大德了。”
陈炯明想想都觉得自己冤的很，他只不过想让孙大先生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好好的先把广东治理好，打好后方的基础，难道他错了么？
打发走了身边的副官，陈炯明叫来了司令部参谋长，下令道：“向全国通电，广东主张联省自治，拥护民国民主政权。”
“这个……”
参谋长不敢马上应承下来。只是小声的提醒道：“大帅，这样一来，我们算是彻底和孙大总统决裂了，而且我们真的要支持曹锟吗？”
陈炯明瞪眼道：“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你我都要成过街老鼠了，还有心思想这些？”
让孙大先生脸面扫地。
广东督军陈炯门进退维谷。
两人本就揪心挠肺般的难受，可偏偏就有人很高兴，而且这位幸灾乐祸的人的声望一点都不比孙大先生差，在近代文坛政坛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梁启超。
至于这位怎么和孙大先生结仇的原因也很简单，梁启超是‘保皇党’。‘变色龙’，是清廷遗老遗少的小辫子，这些都是‘国党’嘲讽这位近代思想大师的惯用语气；而梁启超呢？他嘲笑‘国党’为‘口头革命家’、‘远距离革命家’、‘嘴炮无敌’。
而当时主要机构在南洋的‘国党’偏偏就不能反驳，煽动无知青年替他们送死的事实。
梁启超能嘲笑‘国党’高层的敢做不敢当。是因为‘维新党’出了一个谭嗣同，其父是湖北巡抚谭继洵，而他更是光绪近臣，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可就是这么一个书生，做了一句‘国党’高层谁也都不敢做的事。
‘自古变法没有不流血的，我愿做变法流血之第一人！’
一个书生。贵公子，胸膛里却藏着心怀天下的正气，听到这句话的人，就算在看不起‘维新党’的固执和狭隘，也要对谭嗣同，还有另外‘维新党’重要人物竖起大拇指，高唱一句：“六君子高义。”
而且文人骂人，自古都是办法百出。
打个比方，鲁迅在五四运动之后在青年人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他是一个敢和天下人打官司也全然不惧的硬茬。当初他和章士钊骂战的时候，正好碰到学生游行，最后被军警打散了。不过他没有参加游行，可第二天，很多报纸上都写了这么一则消息：“……游行被军警武力驱散，谭姓青年学生头部刀伤，昏迷未醒；北大教授周树人被打，掉门牙两颗……”
报纸鲁迅当晚就看到了，可是他纳闷啊！
游行他是知道，可没参加呀，想着会不会弄错了？可问题是，他的门牙掉落，却是真的，不过都好几年前的事了，那还是他在教育部做佥事（科长）的时候，一次坐人力车不小心，车夫摔倒了，连累他脸刹着地，门牙飞了两个。后来门牙都已经补好了，平时也不大看得出来，这都是好几年之前的老黄历了。怎么就有记者说他门牙掉了，还是被军警打的，有板有眼，有根有据的，连鲁迅都闹不明白，什么地方出错了。
不久之后的一天，他一次翻医书的时候，才明白报纸报导的深意。太龌龊了，原来中医之中的理论：牙属于肾，‘牙损’属于‘肾阴亏’，就是骂鲁迅肾虚。引申出来的意思还有，‘那方面无能’、‘没儿子’，‘老绝户’之类的话。（等到他儿子出生，终于可以证明报纸上都是一片胡言的时候，n多年过去了……）
鲁迅当然不是一个能忍气吞声的人，半晚上的坐在家里的书桌前运气……然后从书桌的抽屉里掏出一个小本本，上面都是他仇人（没办法，太不招人待见），翻到‘业儒’这一科目，找到《世界报》（民国时期的小报都喜欢起非常拉风的名字，听着像是路透社，美联社似的，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的编辑一栏，发现副主编竟是章士钊的弟子，顿时恍然大悟：‘原来是这孙子闹鬼！’连夜写文章骂回去，写文章的中间，耗掉老刀牌香烟三包，咬坏的笔杆一支，就不做详细赘述……
作为读书人中的一员，才高八斗的大学教授鲁迅，都要琢磨好几天，才能闹明白，‘掉门牙事件’的真正落脚。
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小报纸的副主编的笔伐。
换成章士钊，可能会更加隐晦，更加让人琢磨不透。
没办法，华夏的文人都喜欢这一套。这一次，换成了梁启超，这位笔力之雄厚，胸中浩瀚如星辰般的学者，真要奚落一番孙大先生，定能写出一篇连‘国党’都不会提及的文章来，能让孙大先生的素养，刚好能看懂，还能气得他半死。问题是鲁迅能骂回去，骂的国学大家章士钊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因为他有那个本事和能力。但是‘国党’之内，归置、归置，有谁有胆量说：用文章，骂的梁启超太抬不起头来？
没有，一个都没有这份能耐。
只能气的暴跳如雷，却无可奈何，这也是‘国党’的悲哀！连写文章骂人都骂不过，舆论阵地都掌握不了，还想着治国平天下，掌握政权，这不是扯吗？
可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