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精神
清代黄宗羲、全祖望著的《宋元学案》卷一，首列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凡教授二十余年。庆历中，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二载：“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其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瑗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学以授诸生……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也。”这种经世济用的思想，在宋代是开一代风气的。它不仅受到朝廷的重视，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思想方法。
由胡瑗等人开山的宋学，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以“内圣外王之道”为最高理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便成为思想文化的经典，也成为培育人才的基本教材，儒生们必须皓首穷经。然而文字由大篆到小篆，又从秦篆到汉隶，尤其是经秦火，古代经文亡逸颇多，幸存下来的或经口述或从一些民间版本收集而来，所以相当不可靠，经师们不得不首先从辑补、校正、训释方面入手整理经文，这便形成了汉学训诂的独特研究方法，也形成了一整套儒学家法。汉学在经文的考辨方面是发挥过较大作用的，但其末流所及，墨守师说，故步自封，特别是章句梳理爬通极其繁杂琐碎，有的一二字经文便有三五万言之注疏，以致有白首不能通一经之说。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提到司马谈的评说：“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话可谓切中要害。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代的孔颖达还写过非常烦琐的《五经正义》。但是唐之后便难接遗绪。宋学应运而生。
宋学发义理之学革新汉学，它不像汉儒治经从章句训诂等细微处入手，而是从经的要旨、大义、义理之所在，亦即从本质上、整体上着眼，探索经典的本来意义，达到通经的目的。而且，宋学不是就经治经、就经论经，不以儒经为教条，它一开始便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革结合在一起，其经世致用的理想不再托诸空言，而是强调对社会生活的改善。学术史上也有人把北宋的宋学与南宋的理学混为一谈，以理学代替宋学，比如把胡瑗等人的学术思想仅仅作为理学的一个来源。实际上胡瑗的思想尽管与理学有关，但差异还是很大的。而北宋的其他几家像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蜀学派等，尽管政治主张不一，但其求真务实的一面却具共同特征。它们之间的差异同它们与理学的差异倒小得多。宋学确实是理学的渊源，但理学之于宋学在性质上有较大的蜕变。其最大差别是社会实践性又一次丧失，但未转回到文章训诂上去，而是变为“道德性命”学说，非常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理学家的作为基本上限于著书立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有些学者把理学归之于宋学的一个支流也嫌不恰当，非常容易犯逻辑叙述错误。所以我以为，宋学归宋学，理学是理学。理学之大行其道在元明清时期。当然那是变态的理学。
汉学向宋学转换，不是简单的学术更替，而与两宋社会历史的演变息息相关。由秦汉到唐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贵族封建制。这种制度由宗法关系来维系。尽管中央集权有限，但皇帝把土地采邑分封给各级贵族，由他们管理一方，整个国家在分权中得以控制。宋代代之以官僚士族为主体的租佃制，中央高度集权，地域分封权不再存在。这个时候，国家治理得好坏，全在中央的调度。社会的整个面目全部暴露在最高统治者面前，中央直接面对社会各方面的具体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一种治国方略、一种思想准则。这种思想形态不能像汉唐那样仅仅可以用来进行政治教化，或者仅仅被视为文化贡品，而必须在具体事务中能起到实际用处。宋学就是在这一社会需要中应运而生的。不太恰当地套用今天的话来说，宋学就是一门“经验科学”。非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经验主义”倾向很重，即便理学的鼻祖“二程”，也是从社会伦理关系现象的观察中来发展学术的。这一点南宋的理学有所淡化，但较之于宋后的理学，朱熹们还是显得相当务实的。所以宋学精神是相当可贵的
理学为谁用
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弹劾台州知州唐与正。与此案有关的还有官妓严蕊。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曾对严蕊的才华和品格大加赞扬，寄以同情。明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篇《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对此事又进行了文学渲染，使朱熹遭人非议。
此案经过大体如此：淳熙八年（1181年）八月，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七月中旬，他在巡视中发现许多台州饥民外流，经查是知州唐与正荒年违法限期催税所致。他便于七月十九日至九月上旬，先后六次给孝宗上奏状弹劾唐与正。但当时的左相王淮与唐与正是婺州（今浙江金华）同乡，而且还是姻亲，便将朱熹的前三次奏状“匿不以闻”。朱熹等待二旬未见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