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工作。
“诸位，‘和平运动’固已绝望，我辈如为明哲保身起见，可悬崖勒马，从此罢休，即使日军把我等当成俘虏也无妨。但这么做，对个人或者比较有利，对国家、对人民、对后方的抗战同志则无所裨益、无所援助。
我们既做到如此地步，尽可利用环境，转做于抗战有利之工作。我此次出来，日本总以为我与蒋先生唱双簧，以为中国真欲媾和，我不妨将计就计，借此为缓兵之计。自我等离开重庆、发表和平通电之后，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为和平真正到临，均已丧失战意。即其政军最高当局亦将信将疑，彼为节省实力计，亦均希望我之运动可以成功……”
他内心很矛盾的、惶惑，想不惜蒙一时恶名救国家于将危难，成为民族英雄。但环顾现状，瞻望将来，有以汉奸而卒的可能。说着说着，竟流下两行眼泪。
眼前的一切让陈大少爷五味杂陈，因为就在十几小时前，还曾想过用他的脑袋洗刷自己的骂名。
这时候，汪精卫流露出一副悲天伶人的表情，接着哽咽地说道：“从人民利益而言，沦陷区域如任敌人蹂躏、无政府保护，痛苦自必益甚。各地维持会或因人品不齐，为日军作伥、贼害良民；或因力量薄弱不足以资保护者，即‘维新政府’、‘临时政府’其力量亦感微薄。
如集合各方力量，在南京组织比较健全的政府，以统一沦陷区的行政，使沦陷区人民不受敌人军政压迫，则关系国家的元气，诚非细小。我当然知道在敌人势力下组织政府，其职权自然会受到种种束缚，更不能作十分强硬的交涉。然而，较任由敌人宰割必胜一筹。且既有政府，敌人亦不得不稍有顾忌，而沦陷区人民所受的痛苦亦得有一告诉之门，我等即不能一一解除，然若能减轻若干分之痛苦……”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和运”陷入的困境，到沦陷区人民的利益，再到gcD问题，汪精卫整整讲了近一个半小时。要不是对历史大势心知肚明，连陈大少爷都会油然而生起一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念头。
待众人唏嘘感叹完，周佛海起身发言。
“诸位，重庆各人自命为民族英雄，视我等为汉奸；而我们也自以为民族英雄，并不是汉奸。但依我之见，到底是不是民族英雄？是不是汉奸？纯视能否救国为定！我确信惟和平能救国，才敢以民族英雄自命。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终，还是以汉奸而终，实系于能否救国。换言之，如我等以民族英雄而终，则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汉奸而终，则中日纠纷永不能解决……”
跟汪精卫沉重、沮丧和焦虑的心境不同，他似乎对“和运”充满着信心，突然话锋一转，不无得意地说：“只要我等能坚持下去，那必能让中国在抗战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抗战如失败，有汪先生的和平政府在；和平如失败，有蒋先生的抗战政府在；就像赌大小，重庆押大，而我们押小，不管开出来的为大为小，总有一方面是押中的，而押中的也必然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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