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的新学校并没有让我更开心，我仍然喜欢独自坐在门前，只不过为了躲避他人的“热情”，我又找到了一处新天地。
在院墙外的花圃里，不知谁种的小树，修剪得很整齐，齐刷刷都在两米上，枝叶也密，在外面根本看不清里面。
我悄悄在树丛后，靠着院墙的地方，用锹垫平了一块土，然后将一把三条腿的破椅子安在那里，从此我就有了另一处“秘密基地”。我坐在树丛后，能看到院里的人进进出出，也可以看见大街上的来往的陌生人。他们总是说着话，吵吵闹闹，我能听见他们说的话，他们却不知道我的存在。
从转学后，我本来还在打的零工也停下了，在装出一付好学的样子后，我没了任何气力，去干别的事。但我还是为家里省了钱，本来下午放学后还要再上两节自习课的。那么在晚自习前，父母仍然给了我吃晚饭的钱。我没有要，理由是，学校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晚餐免费提供给我。对于平时从不说谎的我，这样的话很容易就能说服父母。而代价就是，我总是在晚自习上感到昏昏沉沉，并且时常因为肚子饿的鸣叫起来，而越发孤僻自闭。
在原来那所学校，起码还有一个她算作是我的朋友，而在这所新学校，我只感到自己的孤独。
我在家旁边的野地上看到过那成群的麻雀，也看过结队飞翔的雁阵，我只知道，它们要比我快乐。我就像一只孤独的老鼠，在阴暗中过着自己的每一天。
很显然，如果时光继续这么流淌下去，我的结局显而易见。我既没有什么达官贵戚的援手，也没有可以依赖的祖产，更没有那种天赋异禀的才智，自然也不会认为运气就一定会好过其他人。我最好的结局，也许就是成为一个普通人，找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然后在人们冷漠和蔑视的眼光中过上一辈子。妻儿？我那时候根本没有想过，我的自卑显而易见，我所能想象的最好生活，就是一个人可以不挨饿，可以没有那么多的别样目光，平常地活下去。
但这个世界总是有它公平的一面，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遇见了李仲达——也就是李大爷。当然，他不是什么“大爷”，而是一个看门的“大爷”。
在我家对门有一家小工厂，据说很早以前还曾红火过一阵，附近的人都在那里打工，但后来，它很快地没落了。一个从南方来的小老板收购了它，却又把它闲置下来，也许他只看重这块地皮吧？他将所有的工人都打发走了，反正也不是正式工人，三两个钱也就遣散了。然后他在四边修建了高高的院墙，安上两扇大铁门，又请了一个人看门。这个人就是李仲达。
李仲达无儿无女，也没有固定工作，在做看门人之前一直在附近捡拾破烂，清理垃圾，或者干些扫马路之类的活儿。长年都穿着一身破军绿棉袄，只是夏天敞着怀，黑皮肤上显露着根根肋骨。现在想想，他长的真没有什么特色，一切都是中等，不大不小，不长不短，个子也不高不矮，总是驼着背。能让人记住的，或许就是他长年戴着的墨镜，不是那种时髦的太阳镜，而是像盲人戴的那种，黑框，几乎遮住大半张脸。
谁也不知道那个南方小老板看中他什么，竟然和他签了长约，然后将整个厂子都交给他，自个儿就回南方去了。三年里，人们只再看到他两回。其他时间，人们只能看到李仲达坐在厂门口晒太阳，或者就在那里假寐。
厂子门口是片向阳地儿，有些退休的老头喜欢在那里下个象棋，打打纸牌。李仲达也不管这些，头都不懂，将手缩在袖管里，头一点一点，就像在睡觉。但一旦哪个不晓事的要溜进去，马上就会听见他的一生大喝：“干什么！”
声音非常响亮，初听到的肯定会脚软耳鸣，然后就只能讪讪笑着，跑开了。
我坐在自己的“秘密基地”，恰恰斜对着他的厂子，从小眼神就好的我，一眼望去，什么都能看个清清楚楚。因此，有闲的时候，我就会在那里坐着，也不知道看些什么，常常看着看着，也就观察起李仲达了。
但这种观察和平常看人，没什么区别，更何况，他从来都是一动不动，自从人们知道他睡觉的时候也能察觉到门口是否进人，早就没人要讨这个厌了。所以，我看着他一动不动的样子，往往用不上半个小时，自己也就昏昏欲睡。
但很快我就了解到他的另一面。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刚过端午节，下了几场雨后，天气格外晴热，街上的黄土都晒得直冒烟。除了我，估计应该没什么人，在这个大中午仍然在外面呆着。可当我从“秘密基地”向外看的时候，我还是看见了李仲达。他窝在一把老旧的藤椅里，靠着厂门，在阴影里睡觉。当然，那身棉袄还是穿着，怀也敞着，额头却没有汗，一呼一吸，睡得很香。
街上没有人，连狗都躲到院里墙根儿，酣睡着。就在这个时候，从街东头驶过来一辆自行车，骑车的是个胖子。上身白衬衫，下身黑色牛仔大裤衩，穿凉鞋。等走近了，那胖子下车，就奔着厂门走去。
我本以为，他也会吃李仲达一声大喝，没想到那胖子却走到他的身前，恭恭敬敬地低头说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