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打开公上的房门。
公上把自己的被盖和行李寄存在寄存处，只留下牙刷、牙膏、洗脸帕，便到对面房间的空床上住。
第二天起床，老谢主动请大家吃早饭，早饭是小米稀饭和窝窝头，花去一元二角钱元。
公上心想：****的老谢太精，请吃早饭，也算请了一次客，坐了一回桩，难道他比冯老头都还要做得出一些？
中午王高升坐桩，花了四元多钱请大家吃饭。公上满心欢喜，想到晚上他坐桩，吃五元钱不算吝啬吧。谁知到了晚上，李天财名誉上让公上做东，却再三拒绝公上给钱。公上虽高兴，但内心又极过不去。
到了大年三十天中午，公上执意做东，李天财只好同意。吃了六元钱，公上心里踏实多了。
到了大年三十晚，又是李天财做东，因是过年，用了十八元钱。
老谢和王高升似乎觉得很正常，但公上认为李天财太慷慨，心里像欠了帐似的。
公上虽然对李天财的为人慷慨表示尊重，但做为一个铁路工人的大方程度和他的职业收入极不相称。李天财有郑州铁路局的工作证，又穿着铁路制服，肯定是铁路工人。但如果仅因自己的长相差，而花钱来结交、巴结、讨好朋友，这不仅没意义，而且根本不值得。朋友不会因为他花钱就真正与他交朋友，而是把他当成一条猪，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所以他为李天财操心，认为应该把钱积累起来，不应该花在不该花的地方。
大年过后，四个人成天快快乐乐，唱哥、打扑克。打扑克、唱歌。
老谢最做得出，凡是该他做东时，他都请吃早饭，有时连馒头也不买，叫大家吃窝窝头。即使吃中餐，他也从未超过三元钱。
王高长则是个马大哈，他只管吃饭，不管出钱，实在过意不去了，他做一次东，金额不会超过五元钱。
公上抱着不捡位置不吃亏的法则，该他做东时，他按不超过每餐五元的标准请吃饭，而大部分都是李天财为他给钱。而且李天财还显得很高兴，毫不计较。
老谢有一个朋友叫张森，五十多岁，是安阳卷烟厂的退休工人。戴一顶蓝色帽子，穿一身篮色军干服，脸色白净，浓眉大眼，鼻直嘴大。说话声音很粗，对人非常客气，三天两头到房间里来一趟，同大家吹牛、打牌，和大家混得很熟。
正月十二下午，他又来到房间，李天财、王高升、老谢都出去办事去了，只有公上一个人在房间里。公上见他来，很热情的接待了他。
到了六点左右，都不见三人回来，此时公上身上的钱已经所剩三几。张森是本地人，愿和外地人打交道，交朋友，关心人家做什么事。公上想寻找机会做事，便请他吃晚饭。
到了一家餐厅，公上点了两个菜，张森不喝酒，两人慢慢吃饭，公上牢记“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的古训，把自己的真实处境隐瞒起来，说：“我是四川资阳石岒经理部的推销员，出面推销竹器产生。因没有找到订户，春节无法回去，所以留在安阳，等过了年再推销。”
张森问：“是些什么竹器。”
公上说：“是竹椅，竹筐、竹篮等竹制品。”
张森没见过竹制品，公上说的他都不懂，问道：“你有样品没有？”
公上说：“没带。”
张森说：“要有样品才好推销，否则人家不知道是啥形壮，啥用途，难以订货。如有样品，我可以帮忙找熟人推销。”
公上说：“我下次回四川把样品带来，到时候请你帮忙推销。”
张森说：“中，中。”
两人吃了饭，便分手了。
正月十五过后，公上的钱不仅用光了，好在这里的住宿只交定金，然后随便你住多久，都不会嗺你交，你只管住就行了。直到你走的那一天，你有钱愿意交就交，没有钱、或者有钱都不交，你只管悄悄地走了就是。
公上命真好，遇困时找到了这么一个铁路上办的国营招待所住。连续几天，公上只有跟着李天财出去吃饭而不能自己做东。
这种日子最多只能维特两三天，时间长了，任何人都不是傻子，即使李天财大方，也不过维护三五天，总不可能光吃人家，而自己一次都不做东，天下那有天天白吃人家饭的。
公上心慌极了，但又没有别的办法。他把恐慌埋在心里，仍然跟着他们去吃饭。正月十八中午，四人到了汽车站附近一家餐厅，刚进门坐下，公上便看见吴水清和村上的其它两人准备进这家餐厅吃饭。吴水清用一种惊恐的眼神看了王高升一眼，然后又看见公上是和王高升一起的，瞬间，回头就走。
公上看见他时，便立即想站起来给他打招呼，但见他的神态，知道吴水清误认为我是和扒手、小偷在一起了。他见吴水清头也不回的走去，想到无法给他解释，也就只好随他去了。
回到房间里，公上心急如焚：一是这没钱的日子怎么过、怎么活？二是吴水清回去跟谢军良说自己和小偷在一起，谢军良回去跟二姐、二姐夫一说，二姐、二姐